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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月轩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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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《王羲之评传》第七章:文学方面的成就  

2012-09-29 16:34:28|  分类: 魏晋书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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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廉夫《王羲之评传》第七章:文学方面的成就 - 展开梦想的翅膀 - 展开梦想的翅膀

    王羲之《瞻近龙保帖》(唐人摹本),纵25厘米,横37.5厘米,草书。英国大英图书馆藏。
    《瞻近》、《龙保》二帖是王羲之草书《十七帖》中的第三、四两帖(见下),原迹久侠,可见於宋拓馆本《十七帖》等刻帖中。在己流传到英国博物馆的一些敦煌卷子中,发现有一帖粉红色纸上写的草书手迹,经研究,确定为是唐人临写的王羲之《瞻近》、《龙保》二帖。这件唐人墨本的发现,为研究王羲之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
    这二帖的唐人临写本,笔法锋芒毕现,行笔自如流畅,行款、结字与宋拓刻奉稍有不同。可惜已残损,但仍保留了原作的风神。

释文:
    瞻近无缘省 告但有悲 叹足下小大悉 平安也 云卿当来居 此喜迟 不可言 想必果言告 有期 耳 亦度卿当不 居京此 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 还具 示问  龙保等平安也谢之甚迟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   一、《兰亭序》的文学价值

 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,早被人们所公认,关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,却很少有人涉及,这也许是被他书法名声掩盖的关系。

  王羲之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,他的文学作品大多见于书帖,但他的文学创作同书法创作不一样:"先乾研墨,凝神静思,预想字形,大小惬仰,平直振动,令筋脉相连,意先笔前"。他没有长篇巨著,也不像某些文学家专注于某一文体的创作,刻意求索。他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,"陶渊明为文不多,且若未尝经意。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,非文之难,有其胸次为难也。"那些文章好象是不经心写出来的,但这种文章不是靠死功夫就能学会的,不是文章难,而是没有那种情怀。在王羲之文学作品中,感情自然流露,题材也是根据需要信手拈来,不枝不蔓,或整或散,有一种"清水出芙蓉"、"天然去雕饰"之美。他的作品与东晋时代的玄风相比更显得清新自然,特别是山水抒情散文,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。

  山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,自然界也包括人类自己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,由于科学不发达,自然是神秘莫恻的,自然并不是审美对象,而是膜拜的对象。对日月星辰、风雨雷电、山川河流怀有敬畏心理。恩格斯曾经说"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、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,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,人们就像畜牲一样服从它的权力。"①随着时代的发展,文明程度也逐步提高,产生了"天人合一"的思想。《诗经》中有不少对自然风景的描写,例如"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靠。"(《小雅·采蔽》)"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",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不是表现其本身的美,而是为了"比"或"兴"的需要,一言以蔽之,是一种手段。

  因此,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在自然物形式属性及其象征意义上,而忽视了它的自然属性。孔子曾以山、水、松、柏等比喻人的品德。他说:"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"汉代末期,自然界的山水才开始作为审美对象。《全后汉文》卷六七荀爽《贻李膺书》:"知以直道不容于时,悦山乐水,家于阳城。"就是证明。

  魏晋时由于地主阶级的壮大,大庄园的兴起和老庄学术思想的盛行,以山水为内容题材的诗、画发展起来,我国的山水画都是以魏晋为源头的。这一时期的名人雅士们不仅游山玩水,而且吟咏山水之美。

  "(谢安)寓居会稽,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、桑门支遁游处。出则渔戈山水,入则言咏属文,无处世意。"王献之有帖云: "镜湖澄澈,清流泻注,山川之美,使人应接不暇。"宗白华在《美学散步》中作了这样的阐述:晋宋人欣赏山水,由实入虚,超入玄境。当时画家宗炳云:"山水质而有灵趣。"诗人陶渊明的"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","此中有真意,欲辨己忘言";谢灵运的"溟涨无端倪,虚舟有超越";以及袁彦伯的"江山辽落,居然有万里之势"。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,谢悠然远想,有高世之志。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:"虽未睹三山,便自然使人有凌云意"。晋宋人欣赏自然,有"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",超然玄远的意趣。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"意境中的山水"。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,对之云:"抚琴动操,欲令众山皆响!"郭景纯有诗句曰:"林无静树,川无停流"。阮享评之云:"泓静萧瑟,实不可言,每读此文,辄觉神超形越。"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渗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。

  晋未宋初的谢灵运以山水为对象集中描写,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准确地捕捉大自然的各种形象,形成了鲜丽清新的艺术风格,山水诗文从晋开始发展到唐代,成为中国文苑的一大宗派。"谢灵运师承先辈谢安遗风,登山临水,并诉诸于诗篇??"谢安与王菱之是同时代的人,可谓莫逆之交,情谊深厚。谢灵运的山水诗受到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启迪和影响是必然的。

  在论析山水诗的发展时,瞿蜕园认为:孙绰的《天台山赋》是替"谢氏山水诗开了门径的启迪之作"。《天台山赋》是孙绰的力作,他自诩"掷地要作金石声"。《天台山赋》有许多特色,确实有较高的艺术价值,"赤城霞起以建标,瀑布飞流以界道",意境深邃,词句精当,不愧为名篇佳作。孙绰被称为一代"文宗"也不过分。然而开谢灵运山水诗门径的应首推王羲之。王羲之和孙绰是挚友,曾应邀参加兰亭聚会,但《兰亭集》一致推举王羲之作序,而没有请孙绰撰写,可想而知王羲之在当时就其文采方面要比孙绰声名大得多。王羲之的文学地位在当时超过孙绰,就其作品而言,《兰亭序》要比《天台山赋》影响大得多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云:"或以潘岳《金谷诗序》方其文,羲之比于石崇,闻而甚喜。"《兰亭序》和《与吏部郎谢万书》是王羲之文学方面的代表作。永和九年即公元353 年,王羲之邀请"筑室东土"、"文义冠世"的名人雅士谢安,郗昙、孙绰、孙统、李充、支循、许询以及王凝之、王徽之。王献之等四十二人,在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兰渚山麓的兰溪江畔聚会饮酒赋诗,现存的兰亭诗三十六首为二十一人所作。《兰亭序》系王羲之为诗集所写的序言。《兰亭序》全文如下: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侈楔事也。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,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,引以为流觞曲水,列坐其次。虽元丝竹管弦之盛,一觞一咏,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,天朗气清,重风和畅,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夫人之相与,俯仰一世,或取诸怀抱,悟言一室之内,或因寄所托,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,静躁不同,当其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,快然自足,不知老之将至,乃其所之既倦,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已为陈迹,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,终期于尽。古人云,死生亦大矣,岂不痛哉!每览昔人兴感之由,若合一契,未尝不临文嗟悼,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涎,齐彭殇为妄作,后之视今,亦由今之视昔,悲夫!故列叙时人,录其所述,虽世殊事异,所以兴怀,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,亦将有感于斯文。这篇文章首先交持了时间地点,接着写集会的原委,即修禊事。古代每年的农历的三月上旬已日为修禊日,魏以后改在3 月3 日为修禊日。修禊是古代一种风俗,人们聚集在河边溪旁借水消除灾祸,以求得吉祥。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当时的名流雅士,"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","毕至"和"咸集"意思相近,一义重复,加强了聚会的人的隆重感,增强了可读性。

  第二段介绍聚会地点--兰亭周围的宜人自然风光。这儿有崇山峻岭,茂密的森林、修长的翠竹。清沏的小溪奔流向前,它像透明的带子一样,环绕左右。将酒杯放人曲曲弯弯的水道,人们在曲水旁"列坐其次",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。当时虽然没有乐器演奏助兴,也足以使人有畅叙幽远的情怀,其乐无穷。

  这一天"天朗气清",春风徐徐,令人心情舒畅。这时由天气联系到广袤的宇宙,俯察世间万物,就显得非常渺小了。放眼世界,畅怀遇想,耳目舒畅,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和大家在一块儿,俯仰之间就度过一生。有的人与朋友在室内,面对面的交谈,倾吐胸中的抱负,也有人寄情大自然的山水,旷达不拘,超越自我。人的态度千差万别,性格也不一样,当人们获得喜欢的东西,感到愉快满足时,还不知道老死之期即将到来。对向往或得到的事物感到厌倦时,感慨也随之而来,过去喜欢的东西很快变为陈迹,而不能不引起感触。生命长短由造化而定。这里引了一句孔子的话"死生亦大矣",死生也是件大事。"岂不痛哉",言外之意是说人生要有所作为。

  最后一段,发表自己的观点:每当我们看到古人对人生的感叹,原因几乎与自己完全契合,没有一次不对他们的文章而感叹悲伤。庄于把死与生看成一样,是虚无荒诞的。将八百岁寿终的彭祖和夭折的孩子等量齐观也是谬妄之论。后代人看待我们今天,犹如我们看待古人,如果下匡正古人的荒谬重蹈覆辙,岂不可悲!所以将参加兰亭聚会的入的诗作、记录、汇集起来有着积极的意义。虽然以后时代不同,事情也有变化,但借此可以让后世的读者对这些诗文抒发自己的感想。

  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、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认为"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"。本文从兰亭聚会的时间、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,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。与宇宙相比,生命短暂,在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要在有生之年作出自己的贡献,"死生亦大矣","岂不痛哉"!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。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,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悲的。文章的最后又回到序言上,录其所述。"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"。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、著文必须为后代负责。

  本文脉络清晰,顺理成章,逻辑性强,没有虚浮雕琢的痕迹。这篇散文叙事、写景和说明,一切都围绕着兰亭聚会进行。由兰亭聚会的目的引发出议论,发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。有玄理的意味,但又不是虚妄空谈,所表述的是切近的宇宙观念和东晋人所产生的时空观念意识。《兰亭集序》这种由某一事物引发议论构成了后来的游记范例,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,提供了序言文体的楷模。

  吴楚材、吴调侯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评论《兰亭集序》时说:通篇着眼在"死"、"生"二字。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,鲜效实,一生死而齐彭殇,无经济大略,故触景兴怀,俯仰若有余痛。但逸少旷达人,故苍凉悲慨之中,自有无穷逸趣。

  作者在放情山水的同时,"感慨系之",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。余嘉锡曾说:"右军亦深于情者。读《兰亭集序》足以知其怀抱。"《兰亭序》有虚有实,虚实结合,使文章既有空灵的氛围又实在可信,它创造了序言散文化的形式。其描写和叙述性语言都十分质朴,平和。它情理并茂,在申理时伴有感伤情绪和伤逝之感,摆脱了纯粹的玄言体。这种前为写景、后为言理的形式对后来的理趣散文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  《与吏部郎谢万书》,以前总是仅仅将它作为研究东晋衰败的重要文献。其实它也是一篇篇制简约、语言质朴,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。有人认为它是由晋初潘岳《闲居赋》的繁,到晋未陶渊明《归去来赋》的恬淡自然,带有关键性转折的一环,在田园诗文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。

    二、关于《兰亭诗》

  "流觞曲水"的具体方式是筋随曲水流到谁的跟前,谁就取饮并赋诗一首,不赋者罚酒三斗。其中有26 人即席赋诗。

  当时王羲之赋诗两首。他的《兰亭诗》第一首是:代谢鳞次,忽焉以周。

  欣此暮春,和气载柔。

  咏彼舞零,异世同流。

  乃携齐契,散怀一丘。

 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天气,流露出兴奋的心情,他将参加兰亭修楔的人与孔子相提并论,归为志趣相同的一类人物。"咏彼舞雩,异世同流",抒发了诗人及与会者怕情山水的感慨与情怀。在聚会人中,作为年长官高的盟主王羲之为了提高人们的兴致,首先赋诗,所以情调比较高昂。《兰亭诗》两首都是即席而作,随后便开始构思自己的诗作,所以第二首作者在写作上时间也就比较充裕了。他主要写自己,直抒胸怀,侧重于天道与现实的思考,调子比较低沉。第二首诗比较长,可分为五章。

    一

    悠悠大象运,轮转无停际。

  陶化非吾因,去来非吾制。

  宗统竟安在?即顺理自泰。

  有心未能悟,适足缠利害。

  未若任所遇,逍遥良辰会。

  二

  三去启群品,寄畅在所因。

  仰望碧天际,俯瞰绿水滨。

  寥朗无涯观,寓目理自陈。

  大矣造化功,万殊莫不均。

  群籁虽参差,适我无非新。

  三

  猗与二三子,莫匪齐所托。

  造真探玄根,涉世若过客。

  前识非所期,虚室是我宅。

  远想千载外,何必谢曩昔。

  相与无相与,形骸自脱落。

  四

  鉴明去尘垢,止则鄙吝生。

  体之固未易,三觞解天刑。

  方寸无停主,矜伐将自平。

  虽无丝与竹,玄泉有清声。

  虽无啸与歌,咏言有余馨。

  取乐在一朝,寄之齐千龄。

  五

  合散固所常,修短定无始。

  造新不暂停,一往不再起。

  于今为神奇,信宿同尘滓。

  谁能无此慨,散之在推理。

  言立同不朽,河清非所俟。

  悠悠宇宙永不休止地循回轮转,自然界的陶冶育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是什么力量能使宇宙万物永恒运动呢?作者不能回答这个玄妙难侧的问题,表现一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思想情绪。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只有顺乎自然,对于富贵荣辱全然不加考虑,泰然处置,无欲无求。有些人领悟不了上面的道理,结果是陷入利害得失纠缠之中而不能解脱。要随遇而安,与世无争。这次的良辰会聚,应该纵情欢乐,逍遥自得。

  三春时节万物萌生,随顺自然就会有欢畅的情绪,自然美景尽收眼底,自然界是那样的均衡和谐、合理,使人们各得其所,各愉其意,实在很奇妙。第二首诗的第一、二章仍是寄景抒情,第三章是说参加宴集的名人高士都把玄理作为精神寄托,所谓前人的远见卓识都是违背"自然"原则的,清心无欲是我们的追求,这次宴游好似得道者交往,忘却了荣辱得失,超越了自我,摆脱了世俗观念而飘入了仙境。

  第四章是说要真正做到除去"尘垢"、"鄙吝"是不容易的,除非醉酒以后才会解除杂念的桎梏--这种上天的惩罚。只有在这时候内心的庸俗杂念才不会停留,矜持自浮之心才能平息。兰亭虽无音乐,但大家饮酒赋诗,抒发情怀,超世脱俗,一朝取乐,犹如度过千载一样没有区别。

  第五章是全诗的最后一章,主要是析理,用道家思想解释自然和人生。人生的生死聚散、寿命长短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,按照道家的观点,生命是无所谓始,无所谓终的,生和死是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而已。兰亭诗词藻并不华美,很少追求诗的意境,诗中阐述的是老庄的玄学哲理,故被后人称之为玄言诗。诗人在政治上碰壁以后思想困惑苦闷,只好借玄理来排遣,他感叹生命短促,他明知"一死生"、"齐彭殇"是"虚诞"、"妄作",但也不得不在玄理中寻求精神寄托。

  兰亭诗是山水诗的雏形,它表明当时的山水审美意识已经有了发展。为以后的山水诗,山水画构架奠定了基础。兰亭诗虽然比较粗糙,但它语言平和,反映了王羲之真实的思想感情。与至亲好友雅集、相会是件其乐无穷的事,在王羲之的信函中常可看到与友人相约会见的内容:未秋初冬,必思与诸君一佳集。云卿当来居此,喜迟不可言,想必果,言若有期耳,亦度卿当不居京。此既僻,又节气佳,是以欣卿来也。

  王羲之植根现实社会和大自然中进行文学创作,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    一、关于生卒年

  王羲之的生卒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只是说他"年五十九卒",没有生于何年也没有注明他卒于何年,由于史料记述寂寥,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。依据资料来源的不同,对于王羲之的生卒年主要有四种说法。

  (一)公元321 年-379 年。持这一说的最初是清代人钱大听(见《疑年录》),他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。后来余嘉锡经过考证认为这一说是钱大听根据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七羊欣《笔阵图》中的一句"三十三,书《兰亭序》"推算出来的。

 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说不能成立,驳斥的论点有三条:1.历史记载周于322 年被王敦所杀,王羲之十三岁见周,那该是333 年,那时周已被杀十一年,那真是活见鬼了。"王廙为右军之师"①。但他也于322 年就谢世了,那时王羲之仅两岁怎能学习书画?

  2,根据《世说新语》、《书断》、《东观余论》所说,推断王献之生于公元344 年,父子相差二十一岁,这本来无可非议,但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,就算十年中生七个孩子,那未王羲之十一、二岁就结婚并有生育能力,这是与生理科学不相符合的,也是违背事实的。3.根据王羲之在《十七帖》所说,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是"年垂耳顺"之年,该是五十九岁,周抚卒于公元365 年,如果王羲之321 年生,他五十九岁为公元379 年,那时周抚已死去十四年了。

  (二)公元305 年-363 年。有人依据明张傅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所云"时年五十有三",文后又记"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"往下推六年即王羲之(五十九岁)卒年,即晋哀帝兴宁二年(公元364 年),逆推为305 年生。

  东晋穆帝年号只用了十二年,永和十四年成了无稽之谈。鲁一同说:"考永和尽于十二年,不当有十四年,决为伪托,不足据证。"经过查考,《说郛》和严可均《全晋文》、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所载的《题卫夫人《笔阵图)后》均没有"永和十四年"字样。这一确错无疑年号是学识浅薄之人妄加的。"时年五十有三",哪一年"五十有三"不得而知,怎能算出王羲之的生卒年呢?故这一说也很少被采用。

  (三)公元307 年-365 年。这一说是由清代人鲁一同提出的。郭沫若在兰亭论辩中沿用此说。王汝涛针对鲁一同的论据,曾多次发表文章批驳。鲁一同用"桓温自江州还台"证明王羲之至少活到365 年,推翻了361 年卒的论点。原文"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"。应断句为"桓公以江州还、台选、每事胜也。不可,当在谁耳。"而鲁一同错断为:"桓公自江州还台,选每事胜也",以致文理不通,更重要的是人错、地错、事错、时错。同时玉汝涛通过论证指出鲁一同用《贺登极表》否定王羲之死于361 年不能成立。鲁一同在《王羲之年谱》中这样写道: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周益州,历代鉴别,殆无异论,中一帖云,足下今年政七十那,吾年垂耳顺。推之人理,得尔以为厚幸,益州名抚,镇蜀二十年。(按史称三十年,考永和三年人蜀,下至兴宁三年。得二十年,则三十年未审)卒于兴宁三年六月,据此则年垂耳顺,正五十九岁。逸少之卒,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。故援证诸帖,推寻纪传,断以永嘉元年,为公生之岁。周抚七十岁时,王羲之五十九岁,周抚死于公元365 年,推论王羲之卒不得迟于兴宁三年(365 年)以后,这都是有根据的,其推论也是对的。然而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公元365 年正是周抚七十岁。所以以《十六帖》证实王羲之卒于365 年证据不足,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。

  鲁一同试图排除王羲之卒于361 年之说,用了不少笔墨,但仍出了很多漏洞。"卒于365 年"之说本身与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的史料并无多大的矛盾,如鲁一同或其他人确有证据说明,周抚七十岁卒,别人就难以否定王羲之"卒于365 年"这一说了。

  今人潘岳用十二生肖推断王羲之的生年颇有意义。"羲之伯叔、兄弟当中,凡小字沿用生肖者,如阿黑、阿龙、阿兔、阿犊、阿莬等,皆符合其生辰,准确而无一误。"王羲之小字阿菟,"菟"通兔,推测王羲之属兔。从而查出一系列年份,最后范围压缩到307 年和319 年。因319 年多与史实有矛盾,得出生于307 年的结论并认为"当无差大"。不过潘岳无直接的确凿依据说明王羲之属兔,故人们不敢苟同此说。

  (四)公元303 年-361 年。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持这一说,宋《东观余论》、《兰亭序》也这样认为。其实在张怀瓘前,梁·陶弘景就有《真诰·注》:"(王羲之)升平五年亡,年五十九岁"的著录。陶弘景根据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

  陶弘景(456-536)成年时,王羲之去世仅120 年左右,所以有的专家认为陶弘景的资料可信程度很高。包世臣、麦华三、余嘉锡、徐邦达、李长路都认为,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,卒于361 年是正确的。

  根据有关文献,通过上述四说对比分析,笔者采用第四说,即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(西晋惠帝太安二年),卒于公元361 年(东晋穆帝升平五年)。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,无疑是迄今为止说服力较强的一说,但决不意味对王菱之的生卒年没有讨论的必要。笔者发现"303 年说"与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很可能发生矛盾,现将原文录引如下:简文在殿上行,右军与孙兴公在后。右军指筒文语孙曰:"此啖名客"。简文顾曰:"天下自有利齿儿"。

  从引文推测,上述事件如果发生在司马昱即位做了皇帝(简文帝)以后,也就是公元371 年至372 年,这期间按"303 年说"王羲之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作为"纂缉旧文,非由己造"(鲁迅语)的《世说新语》,对它的记述,是不能忽视的。

    二、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

  《兰亭序》真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,清末李文田就曾怀疑此帖的文章和字都是后人伪托的。1965 年,郭沫若又重新提出怀疑,很多人发表文章,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论,有的人赞同郭沫若的意见,有些有名望的人如章士钊、高二适、商承祚等则反对郭沫若的看法。

  郭沫若的文章,是以出土的东晋书迹,即1965 年1 月10 日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和南京出土的王谢等墓志为依据。郭沫若在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中说:"五种墓志(《谢鲲墓志》、《王兴之墓志》、《颜刘氏墓志》、《兴之妇墓志》、《刘尅墓志》)只是三十五年间的东西在这儿却提出了一个书法上的问题,那就是在东晋初年的三十几年问,就这些墓志看来,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,和北朝的碑刻一致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,特别是王羡之所书《兰亭序》,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。""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,他和谢尚、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,而《兰亭序》写作于'永和九年,,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,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,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。《兰亭序》的笔法和唐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,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"。

  郭沫若干1972 年又发表文章说:"看到两种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,自然而然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《兰亭序帖》的真伪问题。这个问题,七、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,在我看来,是已经解决了。不仅帖是伪造,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。看到这两种《三国志》的晋抄本(即前写经类所举例),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。字体太相悬隔了,真是'不怕不识货,只怕货比货'。两相对比,一目了然,可以无容多话"。当时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,且文章很长,这里不能一一引录。笔者感到此后有些学者的论点倒是很有价值的。范正红在《略论东晋书坛与王羲之书法》(副标题兼论"兰亭论辨")中就其书法的渊源和类型发表了与郭沫若相左的意见。他说:事实上王羲之一类书法的确极少隶意,而更近唐人。从张芝、钟繇、陆机、卫恒、王导、卫夫人、王献之、王询、王僧虔、智永这一脉相承就足以证明王羲之书法属于另一体系了。其实,并非王羲之的书法象唐人,却是唐人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一派。刘涛在《中国书法全集18·王羲之王献之》前言中通过东晋《李柏文书》与《兰亭序》作比较,举出不少字与王羲之的行书有暗合之处,笔者也详细观看了《李柏文书》,感到两者书风虽有差异,但远不像徐森玉在《(兰亭序)真伪的我见》一文中所说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与《兰亭序》中相近的捺脚,再者在《李柏文书》中也极少发现隶书笔意。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文字体段相差甚远绝非不可能。

  郭沫若认定《兰亭序》是假的,必须否定古代的一些主要文献。唐代何延之《兰亭记》曾记述萧翼赚《兰亭》一事,宋初所辑的《太平广记》曾收录。何延之曾云:"于时岁在甲寅(公元714 年)季春之月上已之日,感前代之修楔,而撰此记。"开元十年何延之回长安扫墓,皇帝听说他知道《兰亭序》的流传情况,故派人去询问。当时何延之因病由长子何永写了奏折,享报皇上,因此他得到皇帝的赏赐。他在兴奋之余于《兰亭记》后面又加上了几行字,以宣示于后代。

  这篇文章记载了王羲之如何写《兰亭序》,以及这一真迹如何流传到一个叫辨才和尚的手中。唐太宗很早就听说《兰亭序》这一名帖,就是没亲自见过,后来得知它在辨才和尚手中,曾一连三次将辨才召到宫中查问,辨才都不肯承认。无奈,只好将他放回原籍。后来,宰相房玄龄棋高一着,出了一个主意,派萧翼扮成书生模样,前去与辨才周旋,经过一番曲折,才把《兰亭序》真迹骗取来,唐太宗立即命刻拓高手,复制了十余本赐给高官大臣。唐大宗临终向他的儿子(即后来继位的高宗)耳语:"我欲将《兰亭》去",这一真迹便入了昭陵。

  郭沫若认为:唐太宗要求《兰亭》陪葬何必向儿子乞讨,耳语又是谁偷听来的呢?

  其实郭沫若抓住的是枝节问题回避了要害,上述的驳斥是缺乏力度的。

  人在临死之前身体极度虚弱,言语不清,声音低微,儿子将耳朵凑近父亲的嘴边聆听病人最后的嘱咐,是人之常情,谈不上"乞讨"。按唐太宗的要求去办,他儿子在一定的范围必须公布这一"耳语"内容,别人用不到"偷听"。在这里《兰亭序》这篇文章是否是假的,《兰亭序》是否在唐代就有伪造?郭沫若没有明确说明。何延之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722 年,当时唐玄宗还健在,他敢把谣造到玄宗祖父唐太宗头上吗?

  在《兰亭记》同一时代,刘捒的《隋唐嘉话》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,笔者已在《成就与代表作·兰亭序》一节里引过,这里不再重复。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中说:"这里也说'使萧翊(翼)就越州求得之',只没有讲到骗取之事。想来《兰亭》之人李世民手,确实是萧诩从辩才那里弄来的。"最早提到《兰亭序》这个名字的是《世说新语》,该书云:"王右军得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诗序》"。《世说新语》成书较早,作者刘义庆生于403 年卒于444 年。其生年距王羲之卒年仅42 年,作者写作条件优越,资料丰富,将一篇从文字到书法都是伪造的《兰亭序》收录其中是难以使人置信的。当然《世说新语》也有讹错,但发生这样的大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。据《温韬传》记载:韬在镇七年,唐诸陵在其境内者,悉发拙之,取其所藏金宝。而昭陵最固,韬从蜒直下,见宫室制度闳丽,不异人间,中为正寝,东西厢列石林,林上石函中为铁匣,悉藏前世图书,钟、王笔迹,纸墨如新,韬悉取之,遂传人间,惟乾陵风雨不可发。对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问题,有人寄希望于真迹从昭陵出土,以作出一槐定音的结论。看来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,由此可见现存的各种版本的《兰亭序》是非常珍贵的。

  有人从《兰亭序》的风格力证其伪,认为王氏豁达乐观,而文章基调悲观低沉。有人从王氏《兰亭序》本身力证其真,"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。"人的思想感情,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、发展而发展、变化而变化的。纵观历史文人之作,莫不如是。一篇之中,往往是"兴尽悲来人《兰亭序》前面高亢,后面低沉,也不例外。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》残卷及五种墓志,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,而论证其伪,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,并无不合,而论证其真。笔墨官司,看来要长期打下去,是否有结论?也许像荷马《伊利亚特》一样,永远也没有结论,但学术上的价值,却谁也否定不了。《兰亭序》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,多年来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,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。

    三、关于帐中遇险

  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,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,并在那里留宿。早上王敦先起来,王羲之仍睡着。王敦出去了片刻,便与钱风回到帐中。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,王、钱两人在密谋之际,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仍在帐中,此事如泄漏出去,是要遭殃的。王敦是个杀人如麻、心狠手毒的人,此刻他准备下毒手。王羲之对于王、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,他知道,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,是件极其危险的事,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王敦前来察看时,王羲之假装熟睡,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他们交谈的内容,这才罢休。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,机智有谋。上述轶事源于《世说新语》。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是这样记述的:"王右军年减十岁时,大将军(王敦)甚爱之,恒置帐中眠。大将军尝先出,右军犹未起。须臾钱凤入,屏人论事。都忘右军在帐中,便言逆节之谋。右军觉,既闻所论,知无活理,乃阳吐汗头而被褥②,诈熟眠。敦论事造半,方忆右军未起③,相与大惊曰:'不得不除之!'及开帐,乃见吐唾从横,信其实熟眠,于是得全。于时称其有智。"《世说新语》所述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未采纳,而是根据其它材料,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。《晋书·王舒传》云:"允之字深酞。总角④,从伯敦谓为似己,恒以自随,出则同舆,人则共寝。敦尝夜饮,允之辞醉先卧。敦与钱凤谋为逆,允之已醒,悉闻其言,虑敦或疑己,便于卧处大吐,衣面并污。凤既出,敦果照视,见允之卧吐中,以为大醉,不复疑之。时父舒始拜廷尉,允之求还定省,敦许之。至都,以敦、凤谋议事白舒,舒即与导俱启明帝。"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,历来看法不一。

 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,即公元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。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但不外乎公元303 年、321 年。王、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"年减十岁"不符。"年减十岁","减"作少于、不及解,"年减十岁"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,根据已掌握的资料,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,"其年龄与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"。

 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,能否成立呢?王允之卒于342 年,四十岁逝世,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303 年。《晋书·王舒传》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。尔后从未成年的"总角"写起,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"帐中假醉"躲过杀身之祸,是"总角"以后发生的事。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,仔细分析,并无抵触。"时父工舒始拜廷尉,允之求还省,敦许之。"王舒拜廷尉是323 年,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324 年,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。

  《晋书》是唐代修撰的,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、武帝两纪和陆机、王菱之两传后论,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。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,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,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之事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,更不会将此事移至王允之身上。

  可能由于"诸书皆云王允之事"的舆论压力,《晋书》的编撰者不得不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。至于《世说新语》为何张冠李戴,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。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,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,是有这种可能的。

    四、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

  在王羲之"失郡"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?一直是个疑案。这个疑案的源头,在《梁武帝与陶隐居<论书启>九首》。陶弘景在年减十岁时,沈校本为"年裁十岁时"。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:"逸少自吴兴以前,诸书犹为未称。凡厥好迹,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,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,略不复自书,皆使此一人,世中不能别也,见其缓异,呼为末年书。逸少亡后,子敬年十七八,全放此人书,故遂成与之相似。今圣旨标题,足使众识顿悟,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。"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,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。那末代笔者是谁呢?后来推测是任静,也有人说是玄度,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。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。杨臣伟曾在《书法研究》上提了质疑。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。辞官后无官一身轻,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,他仍热爱生活,关心他人。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,万念俱灰,"失郡"决不是他"略不复自书,皆使此一人(代笔)"的原因。王羲之辞官后,"采药不远千里",说明他身体状况不差,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,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,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。从陶弘景所述,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,"逸少亡后,于敬十七八,全放此人书,故遂成与之相似。"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,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,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,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?

 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,作品卷帙共五卷,他对"第二十三卷"、"第二十四卷"作了具体分析,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"杂迹"十五件,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。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,加了评语,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。"今圣旨标题,足使众识顿悟,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。"很明显,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。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?没有下文。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,其他古籍如《法书要录》均没有提及,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,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?梁武帝曾在《钟繇书法十二意》中说:"逸少至学钟书,势巧形密,及其独运,意疏字缓。"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,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,辞官以后的作品全是别人所书。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?杨臣伟认为所谓"皆使此一人(代笔)"是件子虚乌有的事,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。杨臣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,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,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,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他代笔。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?这是出于何种目的?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,??但梁武帝在"今不如古"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,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,又捞得一项"发现权",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"代笔人"的故事。这仅是一种推测,缺乏有力的证据,不太容易服人。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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